“從事山水研究二十餘年，給自己的定位就是一個學生。我用腳步丈量曆史，奔走于五區五縣，隻是想在變化巨大的今天給徐州文史留下一點文化傳承，《論語》說：‘古之學者為己，今之學者為人’。如果能把掌握的知識回饋于社會和傳授給他人，讓這些在學習和考察之中得出的結論為城市規劃、建設、文化發展等提供基礎數據和理論支撐豈不更好？”被美譽為“于霞客”的于克南先生如是說。

于克南先生長期緻力于徐州古方志和山水文化研究，通過實地探訪，力圖打開塵封的曆史，挖掘傳統文化的當下價值，并予以宣傳和普及。提到山水研究與他所從事的工作之間的聯系，于先生這樣回答：“開始時與工作有聯系，我在城市建設部門工作十餘年，參與過三環路、中山路、市縣一級路等三十餘條道路的新建和拓寬，也參與過地下工程的施工，工程施工中多次遇到過古迹，如參與奎河頂管工程時遇到過徐州南門吊橋平台，其以青磚砌築，高達十餘米。這些古迹開啟了我對這座曆史文化名城了解的欲望，之後就對像地方志這樣的古籍産生了濃厚興趣，再後來發展為純粹的業餘愛好。”

談及研究成果，于克南先生如數家珍，向我們介紹了自己的文章，“市文聯每年統計發表量，所以我得到了一個彙總，我在國内各大報刊上發表了109篇相關文章，其中《徐州市地名中的諧音與雅化例考》《豐縣東華山厚重的文化底蘊》《小金山五個名字的由來》等4篇文章被國家哲學社會科學文獻中心收錄。這100餘篇文章有30餘萬字。除此之外，我仍有20餘萬字随筆沒有發表。這些未發表的随筆，其中一些已被我發布在‘徐州山水’個人公衆号上。”

于先生對學術的熱忱着實令人欽佩，這些年在報刊、網絡媒體發表了很多的文章，針對将它們集合出版專著的問題做出了回答。“三年前，市政協文史委派黃小葵和我簽訂了出書協議，但後來我自認為對有些問題的研究膚淺、自身文筆不夠，就沒有按時交付書稿。我一開始的想法是發表八十萬字後再結集出版，這樣能夠從中挑選一部分有質量的稿件，因此多年來對出書沒有多大的欲望。今年市政協文史委宋餘東主任找到我，與我展開交流。目前，《徐州山水》一書和《徐州園林》《徐州古建》《徐州書畫》等已納入2022-2023年“品讀徐州”人文讀本編撰計劃。我準備今年八月按時交付《徐州山水》的初稿。”先生回答道。

于克南先生畢業于南京大學法律系，這段學習經曆對他之後走上工作崗位以及從事徐州地方文史研究帶來的幫助，他也是津津樂道。在研究方法上，于克南先生多是采用實證的方法，結合史料記載和實際探訪進行的系統研究，然後彙總、補充和總結。在選題上，他多采用涉及區域廣泛、自成體系的課題，如徐州古驿道、古井名泉、古村落等系列課題。他認為有了目标才能促進更有深度的研究。而在治學品格方面，他認為自己的理念受蘇轼對曆史研究方法的影響比較大，“我基本不參考近40年來相關徐州地理方面的文章，這些文章往往具有時代色彩，容易産生誤導作用。對曆史的态度要實事求是，要有真憑實據，不能因為某些利益關系而歪曲曆史。有人說曆史就像一個任人裝扮的小姑娘，我認為，曆史往往隻挑選自己喜歡的部分拿出來去講，所以世界哪有什麼真相，隻有立場罷了。時間地點不同，看待事物的角度不同，還有的是用眼睛看的，還有的是用心看的，結論肯定大相徑庭。”

在問到文獻資料的真僞以及平時研究所用到的文獻資料版本等方面的問題時，他答道：“我做研究時，用到的書基本上都是善本，很少有胡編亂造的書。這十年，我大量使用電子資源，而之前多用古書，自己沒有的就問好友借閱或去圖書館浏覽。現在研究所使用的參考資料，五分之四都是大數據上面的資源，如美國、英國、日本、中國台灣等國家和地區對外公布的史料，這些幾乎很少不是善本。如對蘇轼詩詞的研究，我基本上用的工具書是宋版《蘇轼集》，其相比較明清時期刊刻的《蘇轼集》具有多方面的優點，後者多多少少存在刊刻錯誤或把具有史料價值的詩序部分去掉了等問題。碑文最好自己親自翻譯，我曾經遇到過他人翻譯錯誤的情況，如照抄不誤，看似省事，其實是以訛傳訛，因此應把親力親為作為治學原則來對待。”

随着研究的持續深入，于先生與相關文化組織與單位的聯系也逐漸密切。“這些年，我和徐州市文史委、市文史辦、銅山區文史委等相關機構和協會多有合作，如我于2018年應市政協邀請參與撰寫《江蘇名片》，于2019年應邀參與編寫《徐州市政協志》，曾被徐州市地名協會選為理事、徐州市蘇轼文化研究會特聘為研究員、徐州市徐國文化研究會特聘為首席研究專家等。這些機構和協會在徐州曆史研究方面做出了傑出貢獻。”

對于徐州山水文化的宣傳，于克南先生表示這個過程頗為坎坷。先生這樣同我們說到，“這個有困難，可以說是困難重重。文化壁壘是第一大困難。以前我去縣裡考察，會先知會文史界朋友，但後來就很少麻煩他們，他們對家鄉的熱愛往往把地方文化罩上一層厚厚的感情色彩，容不得别人的見解。交通也是一個困難，近處可以坐公交加步行，遠處要讓愛人開車相伴，萬一愛人有事，考察計劃有時會落空。考察所需經費是一筆大開銷，去遠地考察一次兩次無所謂，次數多了便是一筆不小的開支。像去睢甯、新沂、豐縣等偏遠地方考察，一天考察的油費、午餐、高速費等少說也要300元。但這些都阻擋不了我實地考察的步伐，實地考察的意義在于更準确地掌握第一手資料，進而揭示其本質，得出符合實際的結論。獲得大量參考資料也是一大困難，沒有廣泛的閱讀，對曆史的認識就不會深刻，結論深淺可想而知。”

在出遊考察中，于先生也結識了一些志同道合的朋友，這些朋友們因愛好而聚，又不為名利所羁。這裡面既有八十多歲的老學者，如市人大原秘書長王大勤先生，也有愛好學識的年輕人，如圖書館的館員張菲菲先生，他們之間無話不說，資源共享。當然，文史因出現搶奪文化資源現象、個人觀點偏頗等問題而形成的文化壁壘也是存在的。可是于先生不圖名利，不因地域觀念而添加濾鏡色彩，力求考察嚴格，盡力解讀準确，力争宣傳廣泛，得到了徐州文史界一緻好評。他被雲龍書院邀請登台演講，多次被銅山縣、邳州市、豐縣等旅遊和文化局邀請挖掘地方文化資源。在先生的影響下，彭城晚報開設“都城秘境”專欄，經濟開發區圖書館開設“于霞客說徐州”系列講座，三年來，他輔導風化街小學和銅山區三堡中心小學成功榮獲省級特色小學稱号。

想要了解徐州曆史文化，應當從何入手？讀哪些書比較好？最重要的曆史資料是哪些？對于這些疑惑，于克南先生也耐心地為我們作了解答。“如果對徐州曆史文化進行推廣，我們能拿出來的至少有‘十六張名片’，徐國文化名片、彭祖文化名片、楚漢文化名片等等。要想把這些名片讀得透徹，不妨翻翻有關這方面的史料。如果隻研究曆史地理，還是要堅持以地方志為主、其它史料為輔的原則。因為地方志是一地的百科全書，它的記載更詳細更有連貫性。”

說起他這幾十年來的“徐州記憶”，于先生更是娓娓道來，向我們展示了徐州的滄海桑田。“剛解放時徐州市區人口不足20萬，現在市區人口已超出200萬，随着人口增加，城市文化有了長足發展，老城區的風土人情呈現出多元化特色，文化土壤變化越來越快，兩漢文化、蘇轼文化、彭祖文化等越來越受到重視。”

對于小衆曆史遺迹的保護開發與徐州文旅的發展，于克南先生提出了這樣的想法，“彭城晚報給我開設了小衆曆史景點的專欄，已經介紹了九處，如漢王鎮白山頭、長山石海、大彭山溶洞等，這些景點推出後，受到大家歡迎，推動了自駕遊、全域旅遊的深入發展。”

在一草一木中，窺見徐州山水的風貌；于一字一句中，記錄徐州曆史的變遷。于克南先生化興趣為專業，幾十年間投身其中而不覺，為徐州風物添上了濃墨重彩的一筆，留下了别樣的記憶。

作者：中文系實習小組

編輯：展望 徐勤蘇

審核：劉甯

于克南先生實地考察白頭山千年古槐

于克南先生受邀到雲龍書院開設講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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